近代以来，科学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应用领域都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科学文化正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正如它能够解决众多问题一样，它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有许许多多。最明显存在的两点事实是：首先，科学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未必能引起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新科学中兴起的务实的、着重于发展经济之知识的倾向，与那种内省的、致力于内心宁静的传统价值观念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因此，对科学文化的批判即使在科学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以后仍然存在，只不过在目的、内容和方法上异于以前而已。
     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就开始对现实社会表现出十分激烈的批判态度。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做法相反，卢梭认为，正是这些人类文明导致了道德的败坏。天文学出于迷信，雄辩术出于野心，几何学出于贪婪。文明的出现就是奴役的产生、灾难的降临。文明产生的不平等，导致统治者穷奢极欲、傲慢残忍；被统治者饥寒交迫、倍受轻侮。卢梭向往适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状态，那里可能有暴力，但却没有奴役。他的这种思想与其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对当时的思想界震动颇大。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都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甚至科学家也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与建制目标不协调的异样感觉。实际上，当一种新的人工环境被引入社会时，产生一系列的恐惧和反感是正常的。人们面对庞大的蒸汽机、发电机和高速行驶的汽车、火车，常常无法遏止自己的惊讶、忧郁和幻觉。英国作家赫胥黎（A.Huxley）甚至在其著名小说《勇敢的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
     在那里，科学技术完全受到推崇，整个人类将保持舒适而不会有缺乏知识的痛苦。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没有了自由、美好和创造力，各个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到处受到剥夺①。这种描述在后来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中，得到了形象生动的艺术表现。20世纪，人类一度陷入世界大战的疯狂之中。科学技术又以其特有的犯罪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历史学家（斯宾革勒、汤因比等）、哲学家（罗素、萨特等）、社会人类学家（贝尔等）和一般公众的猛烈抨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以彻底的批判精神而在思想界独树一帜。以霍克海默尔（MaxHorkhei-mer）、马尔库塞（H.Marcuse）、阿多诺（T.W.Adorno）等为首的一批思想家们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出的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原是人们用以控制自然、把自己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现在却变成压制人的机器；人成了现代文明的工具。首先，征服自然的愿望表现出狂妄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当它在控制自然取得巨大力量之后，就必然反过来奴役、支配人，抹煞人的主体性；其次，现代科学技术强化了劳动异化现象，使人成为庞大的经济机器上的一颗小小齿轮，完全处于受控状态；再次，现代文明创造的富裕和享受使曾经因对贫穷的不满而保持的对现实的批判能力消失殆尽；最后，大众传播系统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控制，使人们降低了独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
     应该说，这些批判是言之有据的，它击中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形式的压迫现象的实质，却不幸将科学当作了主要的射靶。在怀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1972年，一个由科学家、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等70人组成的非正式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宣布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指出在下个世纪中叶，污染将会失控，自然资源亦消耗殆尽。在此之前，美国生物学家卡森（R.Carson）就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率先检讨了由于滥用滴滴涕和其它氯化烃类或有机含磷类杀虫剂，致使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严重境况。著名化学家路易斯（C·S·Lewis）也在其《可憎的力量》一书中警告说，科学家正企图用工厂化和化学化的农产品，排挤掉大自然的一切；其结果是，世界上“没有天下无双的精品，没有金光灿烂的秋色，天上没有一只鹰鹫；地上没有一只猎犬。”①统观历史和当代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倾向，其矛头不外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明显可见的社会缺点，如车祸、空气和水的污染、城市的拥塞和过度的噪音等；另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摧残了人的个性和传统生活方式。针对科学文化的现实功能，人们希望知道：（1）在科学决定社会方向的世界里，人能否继续保持主人的地位？（2）一个既发展科学，又允许人类自由的新的文明社会最终能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