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隋书·礼仪志》载：其中金玺三枚，它们是天子（之、行、信）三玺皇帝（之、行、信）三玺，则用白玉刻成。六玺皆为一寸二分，螭兽钮，另外便是传国玺，它以“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凡八字。”这是正史中首次具体描述传国玺，无论真伪，可知玺的颜色、大小、浮雕、篆文等情况。玺方四寸，远远大于当时一般玉玺，表明其地位非凡。唐代比隋代国玺数增加一枚。按《新唐书·舆服志》记载，这些玺皆用玉制成，其中传国玺及皇帝、天子（之、行、信）望已占七枚，所剩其一是“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其二是“受命玺”。受命玺是唐太宗建国初所刻，“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李世民汲取隋未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子孙受命后“有德者昌”，这在封建历史上，开前代帝王认识之先河。武则天对所有的玺都改称“宝”，中宗复位，又改回称“玺”。到玄宗开元六年，又复称宝，此后各朝代的皇帝印章，就均称“宝”了。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政权更迭，并非所有政权都刻过国玺。后晋天福三年，石敬塘依唐制刻成白玉螭首皇帝受命玺，文曰：“受天明命、维德允昌”，然而玺成后仅八年，其政权便倒台，颇值深思。宋代是国玺数目激增的时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周恭帝那里接收了后周广顺三年刻制的两枚玉宝，即皇帝承天受命宝和皇帝神宝。《宋史·舆服志》称：“太祖受禅，传此二宝”。
     可是，“五代离乱，（玺）或多亡失”，统治者便设法补充新御玺。宋太祖自刻了“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刻了“承天受命之宝”。此后，诸帝皆自制“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并加尊号。这些玺均以宝玉刻之。宋徽宗政和七年，又用和阗玉，新镌一宝，印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16个字，名为定命宝，合前八宝，共计9方。南宋时，有北宋遗留下来的“大宋受命之宝”，“定命宝”，新镌的金宝三方——“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玉宝一方——“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再加上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的“护国神宝”，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受命宝，合计14宝。宋宝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上也有变化。
     后期定制的“皇帝之宝”等六类，名称虽然仿汉，但印文却是叠篆而不是小篆。到南宋，宝的钮式也有改变，用鼻钮而不再是汉代的螭兽钮。金国时，金太宗天会三年缴获辽国玉玺4枚、金玺2枚以及南宋玉玺15枚，金玺7枚。但据《金史·舆服志》记载，金镇国宝不是用玉玺而是用玉圭，大圭长3尺，“以镇天下四镇”。元代皇帝的印宝，大体上仿效隋唐，有“传国宝”和“皇帝之宝”等六宝，数量较宋代为少。其印文也改由八思巴文、梵文吉语和汉字组成。明清两代又恢复了宋代的多宝制度。明代宝的印文除保留旧制的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变。明代前期，御宝定为17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