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是我国奴隶制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周人已较少将奴隶用于作人祭、人殉的牺牲品，并开始注意人口的蕃衍。如“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使“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11)，“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12)，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子生育的鼓励和歌颂。西周初期的人口，据《帝王世纪》记载：“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13)。《通典》记载亦同(14)。按西周建国之初，对原商朝地区的控制，仍力有不逮。
     周公相成王，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实行“封藩建卫”，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还是一种较原始的部落殖民，并未形成后世那样连成一片的疆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人口和如此周密的人口调查。《周礼》记载西周时已建立全国人口调查的“大比”制度：“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周礼》一书，近人参照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考订，乃成书于战国时代。其所记载周王朝人口统计制度之完备，实出自后人的设想，并非西周典章制度的实录，同样不可为据。
     西周初武王伐纣，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即攻入朝歌灭商。周公时有“宗周六师”（又称“西六师”）戍守镐京，“成周八师”（又称“东八师”）监视殷商顽民。据《周礼》一师为二千五百人，总数亦不过三万五千。又《诗经》：“绰彼甫田，岁取十千”，为天子在公田服役的农夫不过万人，以上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稀少。《帝王世纪》在说明周公时期的人口为“周之极盛也”之后，续云：“其后七十余岁，天下无事，民弥以息”。既称“民弥以息”，则人口当续有增长，即使年平均增长率为 1‰，则七十多年后，人口也会增加近十分之一。说明皇甫谧的记载本身就是矛盾的。
     古人奉大禹、周公为圣人，出于崇德报功的心理，对其政绩每作过高的称颂，后世学者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下，只要是附会在大禹、周公身上的事，即不予也不敢置疑。从西周后期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计七万五千人，倍于周公之时，也可证实皇甫谧所言的谬误。西周末期，周宣王邑舅申伯于谢（今河南唐河南），以式南国，而谢土初辟，文物未具，召伯为之平原，彻土田。又封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郑土多草莱，“斩之蓬、蒿、藜、藿”，以事开辟。封韩奕于韩（今山西河津东北），韩土犹未开化，逐土著之貊而从事垦殖。谢、郑、韩地处中原，尚且荒僻如此，至于东方的齐国“地潟卤，人民寡”，农业还很落后，南方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更是“辟开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周宣王时期，由于奴隶逃亡和国人暴动，井田大多变成“维莠骄骄”的荒地。宣王被迫取消每年去千亩原（今山西介休境）举行春耕和秋收的祭天仪式，史称“不籍千亩”。又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在千亩原败于姜戎，“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为补充兵源和增加财赋收入而进行了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仲山父谏阻说：“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耽心因成丁逃亡严重，一旦调查出来，将在诸侯面前暴露了周王的虚弱。从“不籍千亩”和“民不可料”，直接反映了处于深刻危机中的西周王朝末期，国家在籍人口的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