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帝王世纪》有关先秦时期的人口记录，从早期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到封建制初期战国，长达一千八百年期间，始终停留在一千余万人的水平上，其乖谬失实，不言而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建立在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及强制性劳动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倘为前者之半，即0.75‰。前述春秋后期450万人，则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初期为135万人，恰好是《帝王世纪》所载夏禹时1355万余人的十分之一。
     以此类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朝初期为196万人，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期为285万人。这一推算出来的人口数字，比较符合于我国延续达十六个世纪之久的奴隶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国家政治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还很小的情况下，人口缓慢增长的基本情势。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出现了与春秋时期迥然不同的景象：从“千家之城”到“万家之邑”；“土旷民稀”到“邻邑相望”；“地潟卤、人民寡”到“地狭民众”；“地有余而力不足”到“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再加上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如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严密的人口上计制度，规定“竟（境）内仓、口之数”按时上计，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国家在籍人口由春秋后期450万猛增至2，000万。
     两个半世纪间增加了3.4倍，年平均增长率与前述封建社会的1.5‰正不谋而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境内除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外，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庞大的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它成为以后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