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蓄积岁增，户口寖息”，一改汉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的旧观。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1)。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廋尽满，而府库余财”(12)，人口上升达到汉代前期的高峰。《汉书》既无西汉前期的人口记录，《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祖功臣表》载有部分侯国初封及国除时的户数，其起讫时间基本上均在第一阶段，可以反映本阶段人口增殖率的大致情况。如前面提到的高祖六年（前201年）封文终侯萧何于南阳郡的鄼（今湖北均县东南）8，000 户，文帝元年（前179年）增封300户，景帝二年（前155年）国除时增至26，000户，年平均增长率达25.5‰，这是增长率最高的侯国；又封懿侯灌婴于颍川郡的颍阴（今河南许昌）5，000 户，文帝元年（179 年）增封 3，000户，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国除时增至8，400户，年平均增长率为0.9‰，这是增长率低的侯国，总计可考的二十三侯国年平均增长率约13.5‰。
     第一阶段全国人口自然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七十二年间总人口约增加一倍，从汉初的1，800万增至3，600万。
     2.武帝中、后期（前133—前90年）人口发展停滞时期武帝在汉朝前期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府库充盈的基础上，“外出四夷，内兴功利”，先后对匈奴、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和西域用兵，征伐不已，每次战争投入兵力常达数万人以至数十万人，为转漕军粮，“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人力损耗巨大。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多次大规模巡游，如北巡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南巡过江，“舳舻千里”，人力财力耗费不赀。武帝以“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系断，奸轨不胜。……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严刑杀戮，造成大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为解决浩大开支，“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将百姓口赋由每人每年二十钱加为二十三钱，又将起征年龄从七岁提前为三岁，“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在其统治期间，有一半的年份遭受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农民因灾致死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元光三年（132 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年），关东连年受灾，“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持续的灾害，使人口大量损伤。《汉书》对武帝中、后期人口，累有“户口减半”的记载。如《汉书·五行志》云：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直至宣帝时期的夏侯胜，仍慨叹武帝时“天下流离，物故者半”。
     后世皇甫谧与杜佑均承袭以上说法，谓孝武帝时“天下之众亦减半矣”。根据前面的推论，武帝元光初人口为3，600万，减半则仅剩下1，800万，这与实际情况是显然不符的。《汉书》虽不见武帝时期人口的记载，但如根据西汉前、后期人口增长情况，仍不难推断武帝末年的人口数字。前已论及西汉前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0‰，西汉后期无论在社会的安定，吏治的清明等方面均不足与前期比拟，倘若西汉后期人口增长率在7‰，则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时的人口当在3，200万左右，才能使八十八年以后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户口数，达到《汉书》所记载的 5，900 多万。前面推论武帝元光初（前134年）人口为3，600万，则武帝中、后期，即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后元元年（前88年）的四十五年间，实际人口仅减少了400万人，只减少了11.1％，自不能称为“户口减半”。史籍上所以有武帝中后期“户口减半”的记载，仍可从夏侯胜所谓：“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一语中得到解答。在官府的苛重剥削下，人民相继脱籍逃亡，如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脱离户籍者占流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非流民中的脱籍者，实际脱籍人数还要多。
     这些脱离户籍的人口，或隐匿于豪强地主门下，成为后者的荫户；或流亡山泽被迫铤而走险，起义反抗。史称：“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名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未流亡的人要承担已流亡者的赋税，更不胜负担，又造成新的逃亡，以致“盗贼”蜂起，“不可称数”。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颁“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武帝虽早已觉察到这一点，指责臣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但他已无法改变所谓创于“恶吏”的“录名数”，在官方户口统计上所造成的虚假现象。昭帝初重新核定户口时，由于“流民尚未尽还”，新核定的数字当远远低于原户籍的户口，“户口减半”一语，或即由此而来。
     3.武帝末年至平帝元始二年（前89—公元2年）人口再度上升达于最盛时期武帝晚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南北各地农民纷纷爆发起义。为挽救统治危机，被迫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罪己之诏，“悔征伐之事”，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命推广“代田法”及耧车、耦犁等先进的农业工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昭帝时，在霍光辅佐下，实行荒年减免租税，赈贷粮食，以公田假赐人民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于是“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史称“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宣帝即位后，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农业生产又有上升，连年丰稔，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达到西汉以来的最低记录。汉宣帝被封建史家誉为“中兴之主”。在昭、宣统治的近四十年间，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又逐渐改变并稳定下来，政治比较清明，成为文、景之后的又一个好时期。人口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
     据《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前6年），……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汉书·地理志》又谓“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颜师古注：“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以为数也”，未确指元始何年，但根据“京兆尹”下注明为元始二年，历来史家即均以为元始二年数。事实上，班固本人对西汉户口极盛年代，前谓哀帝初，后谓平帝元始初，即说法不一。西汉自元帝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自然灾害频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西汉王朝已由盛转衰。元帝时，在重压加灾荒下，“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成帝时“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因饥饿疾疫死于道路的“以百万数”。哀帝时鲍宣概括了农民的处境是：“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亡死而无一生”，以致“部落鼓鸣”，“盗贼横发”。
     平帝继位时，年仅九岁，大司马王莽辅政，积极为篡权作准备，就在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平帝下诏：“天下民訾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是年司隶、豫、冀、兖、青、徐各州所属郡国人口，无十万户以下者，显与平帝诏书不合，很可能是王莽有意夸耀，为其代汉制造舆论。清人王鸣盛即认为当时“户口之盛，必多增饰”。哀、平年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可能是西汉人口处于顶峰时期，正如王鸣盛所云：“盖取最后之籍以为定，不必以其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