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上帝的大姆指与孩子的泥巴
   有一则关于上帝的轶闻，说一个不懂事的小天使，缠着上帝要玩具，实在缠不过了，上帝伸出大拇指说：“给。”小天使真的攥住上帝的大拇指,有滋有味地吮起来。孩子能从大拇指中吮出什么？好玩而已。但看《圣经》，上帝创造万物，却没有创造玩具；看《论语》，孔子讲五经六艺，也没有讲到玩。当然，圣人不讲，不等于凡人不玩。单说玩泥巴，就玩出许多纠葛来。女娲不是凡人，抟土造了人，似乎神圣得很，其实，抟土就是玩泥巴。女娲因此倒应算作玩具之祖。可到信史时代，同样玩泥巴，玩出来的叫“俑”，竟被孔夫子咒成要断子绝孙。虽然从此以后，陪葬用的“俑”，好象少见了，但泥巴却代有玩人，显示着人类喜玩的天性难以抑制。
   有人考证了宋代称作“摩侯罗”或“磨喝乐”的小佛像与《老学庵笔记》中所说的“泥孩儿”、“磁新妇子”，都和后来农村常见的“烂泥菩萨”一样，不过是形体各异的泥巴玩具而已，并不如德国某博士所说，东亚的人形玩具始于荷兰的输入（周作人《木片集·泥孩儿》）。但中国文物虽多，属于孩子的玩具，确实少见，甚至连文字记载也不易找，这倒真是个足可玩味的历史现象。周作人曾就中外玩具观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在中国人看来，“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汉·王符《潜夫论》）。”玩具，当然是假的；让孩子玩假的东西，就是欺骗孩子；非徒无益，而有害之：这真是太抬举玩具了。不说西方，即在印度人看来，孩子可以为玩具争得“嗔恚啼哭”，但做父母的都知道：“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大智度论》）。长大以后，自然不会再贪恋玩具的。这点道理，我们中国人似乎多少年都没弄明白。
   玩具成为孩子的禁物，在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代。但孩子时没有过的玩瘾，中国人却往往要长大以后以病态方式来补偿。古代不让孩子玩的泥俑，到了后来的大人手里，就叫文物，文物也叫古玩，天子的神器也常成了玩物；人生可以玩，叫玩世；性命可以玩，叫玩命。等而下之，自然无所不可玩。鲁迅所谓“做戏的虚无党”，就是在这片不让孩子玩的土地上滋生的。中国人信神，用泥巴塑成神像，却拿酒肉行贿，以人心度神腹，期望神也“给了好处乱办事”；许愿才毕，就把贿品拿回家自用，———纯粹玩了神一把；在皇帝跟前，三叩九拜，“皇帝万岁万万岁”，可心里总琢磨着怎么一刀抹了他，金銮宝殿自己坐。这么皇帝、鬼神一路的玩下来，弄点形式主义，玩玩权术，那不叫绝才怪。时至今日，城镇建设，可以只砌临街一面墙；“三面光”水渠，可以只抹朝路一边坎；更有甚者，为了抹出“退耕还林”的大标语，耗费巨资不说，还砍掉大片天然林木，树没了，山秃了，只剩下几字显赫的大字了（1月2日《中国青年报》），这不纯粹拿国计民生当泥巴玩吗？
   不该把好玩的事弄得沉重，更不能在当真的事上过把玩的瘾。否则，大家连该玩不该玩也弄不清楚，岂不是我们民族莫大的尴尬！
  
   ５、神床与佛掌
   希腊神话中有个叫普洛克鲁思德斯的强盗，他有长短不同的两张床，逮了人，长的放在短床上，被他锯短；矮的放在长床上，被他拉长，煞是可怕。两张床尺度不同，逮着的人不同，适用的床也不同，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
   对不同的人与事，套用不同的尺度，并不少见。
   王同亿的名字，是和粗劣辞典连在一起的。把辞典编得那么神速、那么粗滥、那么低劣，确实创下了中国出版之最。但把王同亿拉上普洛克鲁思德斯的神床，那就是辞书出版界的不是。
   当初，万炮齐轰王同亿，用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一位副主任的话说，“像‘包二奶’、‘吃软饭’、‘陪酒’这样无聊，像‘吃粪’、‘打屁’这样粗俗，像‘出局’、‘牌局’这样陈旧的词语，在这部王氏词典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些词语是语言事实，问题在于词典怎样取舍，以什么态度收词、释义。拿无聊当有趣，照单全收，不能不让人怀疑编纂者的动机和品位”（2001年11月2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