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国后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云及当代人口时，谓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所在的韩国，战国早期即已“地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到了韩非生活的时代，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情况更为突出，因而他一反以前思想家因人口稀少而鼓吹人口增殖的常态，为人多而深感忧虑。从商鞅开始提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必须保持平衡，至韩非主张人口的增长不得大于财货的增长，这些思想正是在战国时期人口大量增长的背景下产生的。《帝王世纪》根据《战国策》记载的戎卒数推论战国时人口云：“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通典》亦沿袭其说谓：“戎卒尚逾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惟将“存”字易为“逾”字。
     战国时纵横家对各国兵力的论述，飞短流长，本不足信。苏秦初欲连横，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当着秦王的面，对秦国兵力的描述竟如此夸张。当“秦弗用，故东合纵”后，他又在说魏时夸大其词，言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时，则谓：“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不及苏说之半。同一个张仪在上书秦惠王时说：“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由“奋击百万”一下子又增加到“名师数百万”，其夸张程度更过于苏秦。皇甫谧以苏、张的外交辞令作为依据，其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所称人口数仅倍于戎卒数，即两人中就有一人服兵役，则又有悖常理。其对战国人口所作“尚当千余万”的推论显然偏低了。
     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亦以苏张之说为据，其对战国人口的估算，却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估计“七雄所养兵当合七百万内外”，并推论说：“由兵数以算户数。据苏泰说齐王云，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则临淄之卒，可得二十一万。是当时之制，大率每一户出卒三人，则七国之众，当合二百五十余万户也。由户数以算人数。据孟子屡言八口之家，是每户以八人为中数，则二百五十余万户，应得二千余万人也。此专以七雄推算者，当时尚有宋、卫、中山、东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闽、粤等，不在此数，以此约之，当周末时，人口应不下三千万”。按苏秦说齐时谓：“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所谓“下户三男子”，当包括老幼在内，自不能完全作为应役的成丁计算。又我国历代人口每户平均数大体上在五口左右，梁氏以八口计，从而得出战国人口已有三千万的推论，又显然偏高。范文澜“按五人出一兵”及“每户平均五人”推算，认为“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其估计当比较接近于实际。